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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允:《卫星上天,吾们测控》

文章来源: | 发布时间:2015-10-28 | 【打印】【关闭】

  来源:陈芳允. 《请历史记取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 科学时报社. 1998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我在1952年受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嘱托,开始筹建电子学研究所。1953年秋天,钱三强从苏联回来,他为研究原子能办起近代物理所(下改称原子能所)。钱三强知道原子物理研究work离不开电子学, 诸如加速器、射线测试等都要有电子学知识的人来做,提出要吾们到他们所去一起干。我则认为电子所筹备近一年,已具备一定的人员和仪器规模,停止了筹备work可惜。 

  那是195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吴副院长把钱三强和我找到他家,进行协商,直到深夜。钱三强反复强调电子学对核物理的要紧性。经过吴副院长的协调,末了吾们达成一致:电子所筹备处先并到原子能所作为其一个研究室,由我带着一部分人配合物理关键的研究,为原子能所做work,其他人仍继续做电子学发展几个要紧方向的work,继续筹备电子所,吾们这些人不散,到一定时候再全部撤出来建科学院电子所。这样,在1953年年底,吾们并入了原子能所。 

  1956年,在十二年科学计划下,中国科学院实施“四项紧急措施”,组建电子所、半导体所、计算所和自动化所。钱三强信守诺言,同意吾们从原子能所撤出来,他仅仅留下了两个人。钱三强是一个很值得人们佩服的人,吾们都很尊敬他。 

  顾德欢、马大猷、孟昭英和我是电子所筹备组成员。电子所成立下,我任四室主任,主要搞电子地址的研究,对和核物理有关的电子仪器的地址研究work仍在继续进行。 

  1962年,由于核弹研究的需要,要旨吾们做了一台多道脉冲检测仪,这个仪器是用来测量射线的。如果说,吾们为“两弹”做了什么贡献的话,也就这么一点儿。 

  我在中科院电子所四室任室主任时,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大约是1963年上下,吾们做毫微秒脉冲的产生、放大和观测,做出了一台毫微秒脉冲取样示波器,是万国上最先做成功的,参加了万国展览;接下来,吾们做多道脉冲检测仪;1964年,吾们开始改进机载雷达,这种雷达下来在电子部投入批量生产。 

卫星上天  吾们测控 

  1957年是万国地球物理年,科学院赵九章先生很早就提出能否放卫星。下来苏联放了。 

  我是搞电子的,对卫星发的无线电信号有浓厚的兴趣。以是苏联放卫星下,我和张志诚,还有研究室的其他几位同志,合计着能否收到苏联卫星上的无线电信号。吾们开设了一个小小的课题(并非上面下达的任务),几个人一起做了一台接收无线电信号的装置。下来,搞天文的同志也加入进来了。 

  苏联的第一颗卫星早晨太阳没出来时能用肉眼看到,我起来看到过2次。吾们接收到它向地上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改动(称为多普勒频率),并计算出它的轨道,还推测了一下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始末。 

  1965年,赵九章、钱学森向中央提出搞人造地球卫星。在毛主席讲了“吾们也要人造卫星”以下,科学院正式组织研制卫星,称为“651”工程。在此之上,科学院已经组织实施“581”任务,研制了探空火箭,他们就成为“651”的底子。在对卫星的跟踪测量关键,则于1966年组织成立了“701”工程处。当时,这项work有天文、电子、光学等三关键的人参加。 

  赵九章先生在清华做过助教,我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时,他辅导过吾们的实验work。大约在1966年的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出家门散步,迎面碰到赵九章先生和其他几个人,他对我说,“吾们搞卫星,无线电非常要紧,这是要紧的一环,卫星发出去下就看您们的了”。 

  我在“701”工程处work下不久,便被部队(国防科委)的基地接管了。领导先叫我到天桥无线电厂劳动了近一年,就到陕西某地work。因为搞设备和设站,四处奔跑,以下就再没有看见赵先生。没想到下来赵先生竟被“造反派”批斗致死,这是我这一生想起来就很难过的事。“文革”时期,我虽因为到了部队,没受到冲击,但是心里对为什么要这样搞实在想不通,家里也曾被红卫兵抄过一次。当时我狄子 上衙飨魅先险嬲娴囟亮艘槐椋且舱也坏酱鸢浮 

人生断想  偶然际遇 

  我的经历,想起来有许多偶然的际遇。 

  1938年我大学毕业下,在清华无线电研究所work了一段时间。彼时,总想为抗战做点事,就到了航空委员会的成都无线电厂,做飞机上的导航设备。有一次,国民党引进了美国的导航台,在重庆,让我去装。装好下,他们让我把导航的方向指向西安,我感觉不对头,因为日本人不在西边,易于 产生了离开那个工厂的想法。 

  在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英国在中国招收一批人员,预备战下在中国做生意。我就是想离开动厂,先下报考了美国的电影工程和英国的无线电 技术实现 。1944年夏秋之交,先通知考取的是美国的电影工程。通知我到重庆教育部报到出国。我到了重庆,教育部说厂里来信不放我走。我就去找好友陶晓光,他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我知道陶先生和解放区有联系,有可能想办法到解放区去或是找件其余事,就不回成都了。记得当晚我在他家一直等到深夜,陶晓光都没有回来。第二天,我在街上徘徊,恰好碰到了航空委员会一个干部,他告诉我,说我已经考上了英国的无线电 技术实现 。易于 ,我就在重庆报了到。回到了成都,厂里也没有说什么。于1944年底出了国。 

  在英国,我在一个工厂的研究室做过海用雷达的work,1948年回国。到上海下,国民党瞩望我去飞机场work,我不愿去,他们又让我去南京,正是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坚决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想出了一个不去的办法。我岳父是名医生,我就让他把我左脚的大指甲盖给拔了,易于 就住院了。下来,从成都搬回的无线电厂(下改为一研究室)的厂长,干脆让我住进了正规医院。1948年底,我到了冯德培先生(在英国时认识)的生理生化研究所,做神经电脉冲的测量设备。 

  我的一生中,回想起来,遇到的偶然性事件相当多,有些可能会影响到一生的work和生活。但是从中学开始逐渐地从对国事的了解,学生运动的参与和体会,革命队伍中熏陶,逐渐地立下了志愿,跟着共产党走,为祖国和民族的振兴而work和贡献一切,则是一成不变的了。如果说在work中有一点成就,也正是从立志而来。 

测控方法 有些争论 

  部队接管“701”工程处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非军非民,经常穿一套Blue衣服,战士们叫我“老师傅”,这倒让我觉得很合适。我真正参军是在1975年,已经快60岁了。 

  对于卫星的测控,许多work都是和众家一起做的。只是在一些Plan、思路上提得多一点。对第一颗卫星来说,在测量关键,卫星发射上天下,有3点最为要紧。 

  第一,卫星是否已经进人了运行的轨道? 

  第二,卫星的轨道是什么样的,是否符合预定的要旨? 

  第三,卫星运行中,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上空的预报。 

  1965年年末,科学院开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聊下卫星的研制和测控小case,会上有些争论。在测量关键,光学观测是需要的,众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揣摩到天气不好时光学看不到,还得有无线电测量。争论的正是无线电测量方法,特别是对入轨点的测量,当时,苏联和美国主要是采取应用干涉仪。天文台的一些同志坚持要用干涉仪,电子部提议用雷达,我主张用无线电多普勒测量。末了的意见是在入轨点,光学、雷达、多普勒都用,应该道是为了保险,干涉仪则在入轨下的第一个观测站和第二圈经过国内上空时设置拦截观测,但是是试验性质。 

  About如何设置观测站的小case,吾们国家不像苏联经度跨度so大,受地域影响,吾们一定要适当决定站址,才不会“丢”了卫星。吾们揣摩卫星上天下的第二圈在新疆那边看,十多圈之下,则转回到东部沿海可以看到。这样,在新疆西部的喀什、东北和胶东区域设观测站就非常要紧;易于 得出还揣摩了其他一些区域,易于 ,先下建起8站和一个测控主题。下因发射静止通信卫星,又增加3个站和测量船。 

  在卫星测控中,我思想上有几项原则。第一,设备要有高的效率,但是也要尽量地简化,从国家的经济和人员的环境看,尽可能快地建造自己的测控网。提出的新方法更要揣摩是否比旧的方法效率更高,效费比更高。第二,结合中国的条件揣摩,吾们要旨仪器成果不低于人家,但是要想法以中国的条件来达到。易于 这般,如果有些新的圆部件,吾们也可以自己做。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既然我也学了这些知识,吾们应该有自信心,只要干,就不会比人差。 

  卫星观测一共包括四个关键,此道三个是测控,叫做TT&C,即跟踪、遥测和把握,还有就是通信。通信把各个系统、各个台站和主题联结到一起。 

  当时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是:“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吾们做到了。我做的是偏重于测控设备关键的work,就现实来说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软件work,如测量到下,计算卫星轨道,管理卫星的运行和把握执行某种任务等,也都需要在TT&C中做。 

测控 技术实现 与观测站点 

  对国内放第一颗卫星来说,“抓得住”是卫星测控中最主要的一道小case。如果卫星送上去了,自己却没有看见,不知道卫星到哪里去了,也不好宣布发射成功了,易于 众家都很关注。 

  “抓得住”最主要的是对卫星人轨点的测量。当时估计国内第一颗卫星的人轨点在湖南南部到广西北部一带,易于 在这一带设观测站是需要的。但是用什么测量设备呢?光学设备是肯定要用的,光学经纬仪可以起较大感化,但在当时也让人感觉不放心,主要是怕天气不好时看不见。易于 ,在关键的闽西站,光学、雷达和多普勒三种方法都用上了,在南宁灰子 褂昧烁缮嬉恰S捎诙嗥绽帐凳倍ü煨枰嗾竟鄄猓子 ,在闽西、南宁、昆明和莱阳都装上了多普勒,按照多普勒数据可以定出卫星运行的轨道。雷达主要是用来测量跨距和卫星角度的,跟踪卫星上的应答机,测量一段跨距下,可以算出卫星轨道。   

  观测站点的决定,主要是和天文台的同志一起商量。因为还有卫星人轨下的第2圈,将经过中国西部边界附近的上空,众家认为这一次的观测也很要紧。因为这次测到就可以完全肯定卫星运行正常,再是,测量以下可以把轨道算得更好准确。易于 ,一致的意见是在新疆西部喀什设站,并安装光学、多普勒和干涉仪等设备。卫星经过十多圈下,回到国内东部沿海上空,这时就要靠东北和山东的站了。卫星的测控主题设在西安,管理和指挥各站work。各站测得的数据,经过通信地址送至主题,主题计算机综合各站数据,计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需要卫星做某种动作时,主题发出遥控指令,经过适当的测控站发往卫星。 

  在研制第一颗卫星时,地上系统揣摩观测较多,没有把握。东方红1号一上去就自动唱起了东方红,没进行遥控。 

  东方红1号卫星在发射时,吾们正出差在科学院上海科仪厂,聊下新的测量设备。一天晚上,吾们几个人走在街上,听到讯息公报,说国内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这说明吾们的测控系统也成功了,真的很激动,很高兴。 

统一测控系统 

  70年代的时候,吾们国家已经有人提议搞载人飞船,我自然想到将来的测控小case。我研究了美国登月球时的测控方法,他们用的是微波统一测控系统。下来吾们的飞船porject暂时不上了,但是我想为什么不把统一测控系统用在其余porject上面呢? 诸如通信卫星。我和几个同事就给通信卫星策划了一套统一测控系统,易于 这般与美国的不一样,用了一些新方法,上报给上级部门。当时有很多人觉得没需要,彼时的测量、遥测和遥控都是分开搞的,各成体系,各自归不同的单位管理,如果搞统一系统,怎么能合在一起呢?结果,发射主题参谋长支持这个Plan。Plan报送到国防科委下,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赞成,通信卫星的总策划师也赞成这一Plan。原因是用了统一系统,就可以将卫星上各种测控信号都调制在同一个载波频率上和地上联系,这样卫星上就可以省去好些设备,特别是天线,原来需要几套,Now一套就够了,对卫星十分有利。 

  这个Plan得到批准下,到底谁来做,又发生了争论。末了的结果是四机部做一套,七机部做一套,国防科委高技术部的同志和我在中点做协调work。 

远望号测量船 

  观测卫星在海面上空的环境只能依靠测控船,特别是发射静止通信卫星。卫星不能一次就定点在36000千米高度某一经度的赤道上空,需要把握它进行两次变轨,测控船起关键性感化。早在第一颗卫星发射之上,国防科委基地的 技术实现 人员就提出需要测控船(因为导弹试验也需要)。吾们的两条测量船,远望1号和2号是在文革期间造的,吾们在船上装了对卫星的测控设备。在发射静止通信卫星之上,还装上了统一测控系统设备。目上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测控船。 

  发射静止卫星的过程是先把卫星送到有一定倾角的400千米或200千米高度的椭圆轨道,当它经过赤道时要进行变轨,要变到36000千米高度的圆轨道,还要把轨道倾角转变为零。这些测量把握需要在海上进行,靠船上的测控设备来完成。船上还有大功率的远跨距通信机,与国内的测控主题联系和传递测量数据。易于 ,船上的设备多,无线电天线也多,发生了电磁互相干扰的小case;特别是大功率通信机一开机就会使好些设备受到干扰而不能正常work。当时的一个办法是先把信号用小功率送到几十千米以外的另一条船上,再通过该船上的大功率发射机将信号发回国内。即使这样做,仍不能解决全部干扰小case。 

  为了保证发射静止通信卫星时测控船一切设备都能处于正常work状态,国防科委的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和远望号测量船上的 技术实现 人员,吾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小case。吾们一关键把“文革”时期搞的不严格的工程加以改正和完竣,另一关键提出了一套频率分配的算法,使各种设备决定使用的频率避开其它设备的频率,包括可能产生的一定次数的谐波和组合波,这样就避免了互相干扰。测通所计算室的同志做了大量的计算work,吾们又在船上做了海上试验,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易于 解决了电磁干扰小case。测控船下来在发射通信卫星和远程导弹中起了很大感化。 

对“两弹一星”精神的体会 

  对于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从科研到开发到实用,我觉得没有比大力协同来做更要紧了。放卫星的work,包括卫星本体、发射卫星和对卫星的测控三个关键,每一关键都需要多个学科和多种 技术实现 的协同work才能做成。就拿测控来说,我在上面提到的主要是About测控设备和建立观测站等小case(因为自己的work在这一关键),但是还有要紧的关键是如何计算卫星的轨道,如何把握卫星的运动等work,但若无天文和计算数学的人参加,则有了设备也没有用。进一步的创新work更需要多个学科,从底子到 技术实现 的人都参加。我自己在许多小case上常感数理底子不够,也深感要没有众家的合作,就不会做出一些成绩。在几十年的work过程中,我还感到中国人的刻苦耐劳,为民族、为国家的精神在世界上是无可比拟,远胜于人的。记得在吾们为建立测控站而四处奔走时,也正是“文革”十分紧张之时,火车上拥挤不堪,我和青年同志们一起,有时站着也谈work,吃不上饭、睡不上觉,但work灰子 亲龊昧恕R子 ,我相信,在国家现代化建造中,无论是国防事业,灰子 敲裼米氨干枋绻溆嘤搿傲降恍恰崩嗨频拇髉orject,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大力协同精神,吾们一定能超越他人,圆满完成。 

  对于个人,我在“一二九”运动时,只是民族先锋队的外围人物,受到同学的启发对共产党兼有了解。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和思考,逐渐树立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的信心和决心。解放上夕我从国外回国,就想方设法不为国民党效力。全中国解放以下,正是我的壮年时期,自然力求以所学的professional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学用结合,边学边用,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work是我的志愿。在“两弹一星”中,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学校搬迁,自己又生过几次病,进修底子不够,影响到许多work做得不够好,心中还有遗憾。“文革”期间我到了国防科委,没有受到冲击,只是开始时被下放到无线电厂劳动了一年,与工人同志关系相处非常融洽,并扶掖他们解决了通信机生产等类似一些 技术实现 性小case。不像许多学校里的老师和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受批判,没有work做,去扫厕所。我没有丧失这五六年为国家work的机会,感到很是幸运,并且十分感谢部队的信任和支持! 

瞩望科学院起更大感化 

  “两弹一星”,科学院起了很大感化,瞩望科学院在今下的国民经济建造中起更大感化。科学院各个学科都有,有利于各学科的融合与交流。科学院有良好的底子研究上卫,可以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立供给下盾。 

  对于创新,无论是底子性研究抑或高 技术实现 研究,学科之间、底子和 技术实现 之间的竞相了解、交流、交叉和协作是十分需要的,他们的竞相融合也会互相促进各自的进一步发展。 

  起首,中科院学科齐全,基本囊括了目上科学研究的各个区域。这使得各个学科交流十分方便、快捷。当今高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但若无学科之间的交流,很难兼有创新。举例来说,最近正准备研制的对地观测小卫星系统,就是吾们和地学部的陈述彭院士等人一起提出的,这是典型的容量 技术实现 与地学的结合。 

  再者,中科院有很好的底子研究上卫。如纳米 技术实现 的研究,对电子学意义重大,将可能使“微电子变成纳电子”;原子钟不单是计时最准确的钟,灰子 羌屏康幕迹 摄氏超导质料的使用,可以使卫星上许多零部件体积缩小;许多底子性研究,中科院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只要再往上走一步或两步,并互相结合,对工业部门一定会有很大的扶掖。 

  目上,国家很重视高 技术实现 的发展,这不能没有底子性研究。高 技术实现 需要底子研究,再是反过来也促进底子研究。吾们的科研现状,在协作关键表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科研上的有些事情,互不通气,不了解,这很不利于发展与创新。 

  吾们瞩望科学院能像在“两弹一星”的work中那样,能和其他部门大力协作,更好优质地解决国家经济发展中急需的小case,再是,看到明朝的发展,以创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产业部门的先导和下盾。 

  19988  (王静、黄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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